在實務中，金融機構處理不良貸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委托清收、不良資產出售、資產重組、資產證券化等，上述非直接清收的其他處理方式操作中，銀行貸款記錄表上所對應各筆不良貸款的狀態記錄和實際情況存在差異，該差異出現的原因有多種，多是不規范操作所產生。正如本案類似的銀行部門之間或上下級之間所使用的貸款余額對賬單，雖然顯示貸款余額為零，但銀行賬目處理此筆貸款的款項是不良資產出售所得款項，并不是債務人或擔保人償還，對該事實金融機構并未在對賬單明確備注。筆者不評價銀行如此賬目處理的合規性，但司法過程中不應僅憑此種單據即認定銀行與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消滅。筆者認為該證據的存在充其量只能取得轉移舉證責任的效果，銀行應當對此作出合理解釋，否則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銀行債權轉讓的主張借款人和擔保人都認可，且均未提出自主償還的主張，債權債務未滅失則成為不爭的事實。

同樣情形在筆者代理勝訴的（2020）最高法民申375號案件中也有出現，最高院判決表述：“……，某某農商行提交的證據《隔日錯賬調整記賬憑證》《貸款賬戶明細》顯示某某農商行對賬目進行了糾正、調整，從賬目中恢復體現了案涉貸款，且信用報告系間接證據，不能單獨證明該貸款已經償還。”。盡管司法實務中，法院應堅持“不能僅憑表面事實對大是大非進行判斷，應查明和尊重核心事實”的司法原則，筆者還是要提醒金融機構一方，內部對賬、征信登記等信息均應客觀、如實記載，以避免不必要的訴訟風險。